责任分散效应

时间:2016-05-25 点击:552 发布:2009xinli

责任分散效应,也称旁观者效应,是指对一件事,如果是一个个体单独完成任务,责任感就会很强,会作出积极的反应。相反若是一个群体共同完成任务,群体中的每个人需承担的责任小且不明确,因此群体中个体的责任感就会很弱,面对困难或遇到责任往往会退缩。“责任分散”的实质就是人多不负责,责任不落实的现象。

围观的人群

围观的人群

1964年3月13日夜3时20分,在美国纽约郊外某公寓前,一位叫朱诺比白的年轻女子在结束酒巴间工作回家的路上遇刺。当她绝望地喊叫:“有人要杀人啦!救命!救命!”听到喊叫声,附近住户亮起了灯,打开了窗户,凶手吓跑了。当一切恢复平静后,凶手又返回作案。当她又叫喊时,附近的住户又打开了电灯,凶手又逃跑了。当她认为已经无事,回到自己家上楼时,凶手又一次出现在她面前,将她杀死在楼梯上。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她大声呼救,她的邻居中至少有38位到窗前观看,但无一人来救她,甚至无一人打电话报警。这件事引起纽约社会的轰动,也引起了社会心理学工作者的重视和思考。人们把这种众多的旁观者见死不救的现象称为责任分散效应。

这两个案例启示我们,“人多力量大”是需要建立在大家都愿意站出来,贡献自己一份力的基础上。当发生问题时,如果人们作为群体中的一员,没有责任意识,不能主动站出来,而是寄希望于“他人”或“集体”,那么,即使人再多也不会有力量。这样的群体终将成为社会学家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

现实生活中,有责任需要承担的地方,就可能会出现责任分散的消极效应。大到近几年发生的各类重大安全事故,小到城市社区的日常卫生难题,这些出现问题的地方,往往与日常管理中责任落实的缺失有着脱不开的关系。血的教训警示我们,避免责任分散效应,关键在于明确责任主体,增强每个人的责任意识。近年来推行的官员问责制,就是消除责任分散效应的一种新尝试;一些单位强化员工责任意识教育,也是消弥责任分散效应的有效之举。

政府管理部门也好,企业事业单位也罢,在日常管理中,明确划定各部门的职责范围,尽量避免权责范围的交叉,完善各层级的责任体系和问责制度,将责任落实到人,保证事事有人承担责任,这是最基本的。完善责任制度,形成责任机制的主动良性循环,促进主体责任观念的增强才是根本。在此基础之上,再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并加以落实,从而达到全面有效地预防责任分散效应。当然,责任有主动、被动之分。法律法规、制度条例规定的是一种被动接受的责任,而助人为乐的品质、爱岗奉献的精神则体现着一种主动承担的责任。正如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差别所在,被动接受责任只能保证不出错,而主动承担责任是为了将事情做得更好。我们在力求避免责任分散效应时,追求的目标应该是后者,要从根本上提高人们对主动责任的认同和承担,增强人们心中对社会的责任感。

行政权力运行中的“责任分散效应”

(1)结果层面

职、权、责一致是行政组织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职务、权力和责任这三者之间是互为条件、相互平衡的三位一体结构。而在当前我国权力运行过程中,权责却常常出现脱节的现象,导致了出现问题以后互相推脱,甚至到最后没有人承担相应责任的现象。权责不明确和权责相脱节造成权责结构的失衡,权力和责任出现明显的“剪刀差”。近年来,银行、地税、国税、海事等一些部门纷纷向下收权,把一些效益好、利益大的部门权力收上来,同时又把一些重大的责任推给了下级主管部门。

(2)在体制层面

建国后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各级政府的机构设置完全按照计划体制管理的需要进行设置的,造成了部门多、机构臃肿、职能交叉、人浮于事、相互扯皮等现象。经过20多年的行政体制改革以后,尽管中央在这些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但是由于旧体制惯性的影响,在权力运行过程中,现在依然不同层次地存在着上述问题。机构臃肿、条块分割、职能交叉必然导致责任的分散。一件事情,本来只需要一个部门管理,现在需要三个或五个部门,甚至几个机构都涉及管理某一件事情,这是职能交叉的一个典型。又比如在管理境外人员方面,就设置了外办、侨办、外国专家局和教育主管部门外事工作机构等相近或相似的工作机构。再如“黑心食品”为何屡禁不止,因为责任扩散在工商、卫生、质监等众多部门中;假冒伪劣商品为何久“治”难除,原因也是责任扩散,谁家去管都有理,不去管也有理由。职能交叉的结果就是政出多门,不但使责任分散,而且让下级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到底该听上头哪个部门的。

(3)在决策层面

责任分散效应

责任分散效应

心理学家戴狄恩指出,群体决策具有冒险性,并且一般经过四个相关步骤:①群体讨论使群体成员之间产生情感联系;②成员间情感联系将责任分散到成员身上;③责任分散降低了个体对失败的恐惧感;④降低的恐惧感使成员敢于做出更冒险的决策。决策的责任分散一方面是由于体制的原因,另一方面又是人的因素。群体决策原则是一个防止个人专断和集权的有效民主原则,但是一旦运转不好,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机制采取的是民主集中制,政府部门在重大决策方面也是遵循群体决策的原则。只要是群体决策,那就不可能完全避免戴狄恩所预测的群体决策中的缺陷。例如近年来,一些政府部门在投资决策环节上出现了决策失误,但是造成的责任后果却无人分担。

(4)在效能层面

在效能层面上表现出来的就是当前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相对低下,行政成本较大。根据成本——效能关系,造成行政效率低下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机构设置不科学,政府管理成本高;二是程序烦琐、手续复杂、无效成本大;三是会议泛滥成灾浪费国家钱财。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行政的成本。追求行政效率的最大化是行政机构改革的出发点,也是政府行政的本质要求。可是我们看到,在当前中国政府机构中依然存在着效率低下等种种现象。事业单位的某些工作人员在上班期间就三件事:喝茶、抽烟、看报纸。上面下达任务以后,各个部门互相推脱,变成了“踢足球”的游戏。造成这种行政效率低下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讲,和“责任分散效应”不无关系。

原因分析:

(1)利他主义动机:行为人在约束条件下满足他自己的利他偏好的最大化行为。人们总是在“利己”和“利他”之间作出一个明确的选择,二者只能偏其一。一旦责任主体偏向“利己”而偏离或者放弃“利他”动机的话,“责任分散效应”便应运而生。

(2)社会惰化效应:法国心理学家特里普利特在1868年进行的自行车比赛研究,发现一个人同其他人比赛骑车要比他一个人最快的骑车速度要快30%。最后他得出结论:当个人认为自己的能力比别人大而又觉得不公平时或群体责任分散时,会出现“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情况,即群体的工作绩效小于个体工作绩效之和,这种现象叫做社会惰化效应。

(3)从众心理:“当个体与群体中的多数人意见不一致,与团体规范发生冲突时,个体就会感到压力,这种压力会迫使个体违背自己的意愿而采取相反的行为,社会心理学把这种现象叫做从众行为。”在大众中间,个人被隐没了,随着这一隐没,个性和责任意识也荡然无存。因此,从众心理和责任分散有直接的联系。

(4)道德因素:在心理学上,不同思想流派的心理学家,对人类道德行为作出了不同的心理学阐释。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认为在现实性上,道德原则是体现在道德主体身上的行为规范。个体的道德意识也就是他的角色位置的自觉,拥有这种意识,他才能按照伦理规范来约束自己,增强为公众服务的意识。

(5)法不责众心理:法不责众心理是许多责任逃避者的心理屏障。他们认为,任何责任行为(尤其是在集体决策过程中),只要是大家普遍为之的或集体决定的,即使是违法出“格”的,也是安全的。因为责任不在于哪一个人,大家都有责任,即使出了问题,也不会之追究哪一个人。因为法律不可能把众多的触犯者都加以惩罚,所以,逃避责任自然也就没有任何危险了。许多政府官员、公职人员在权力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责任分散”,多是源于这种心理的支配。

(6)人际关系相互作用:人际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人际关系可以减少迁移、流动成本,促使资源的合理配置。心理学家M Serifhe和E Aronson都发现,人与人之间有相同的目的和命运引起的感情共鸣,可以减少责任的分散。在权力运行过程中,行政人员与被服务者(公众)之间如果有这种共鸣的话,行政人员的责任感就会变得很强烈,反之,行政责任降低或分散。

总之,造成权力运行过程中“责任分散效应”发生的原因是由于个体理性和组织理性之间的冲突。如何避免两者的冲突以及正确处理制度与行政个体理性选择之间的关系,需要寻找出相关的对策。

避免“责任分散效应”的对策

如何从心理层面上避免和解决“责任分散效应”所带来的问题,众多心理学家纷纷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和途径。这些办法和途径包括:明确责任、提供榜样作用、把责任明确为利他主义动机等等。同样,这种心理学中的解决办法我们也可以把它运用到避免行政权力运行中的“责任分散”上来。

(1)促进“责任凝聚”。试图避免或解决“责任分散”现象,首先应当促成“责任凝聚”。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和践行与之相适应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在行为选择上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集体主义要求我们在行为过程中凝聚力量、增加内聚力。心理学家研究认为:内聚力促进了团队内的沟通,并能逐步形成共有的价值观,更能加强团队每个成员对集体的责任感。同样,在行政权力运行过程当中,尤其是在集体决策过程中,更需要有凝聚力和整合力,在政策决策、政策执行和政策反馈等一系列环节上都应当注重团队精神和责任的凝聚。在任何一个环节上出现了“责任分散” 都会使行政权力运行出现问题。因此,促进“责任凝聚”是解决“责任分散”的最优解。

(2)增加责任明确性。在我国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由于职、权、责互相脱钩,行政人员在运行权力过程中往往没有明确的责任感。这种失衡的权责关系结构也导致“责任分散效应”的出现。对此,国家应从行政执法监督方面进一步明确有关部门的管理责任,依靠各级政府或设置专门的协调机构,加强行政监管和执法力度,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明确责任机制,确保职务、权力、责任三者之间的协调和统一。

(3)提供榜样的示范作用。研究表明,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行政人员在榜样的示范作用下,都会增加自己的责任感,从而减少“责任分散效应”的出现。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党和政府为了表扬先进模范人物,往往“大张旗鼓”地在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体上进行宣传,并号召其他人向这些先进模范人物学习。建国以来,我国许多优秀党政领导干部被作为宣传和学习的榜样,比如孔凡森、邓培民、牛玉孺等人。结果也证明了通过这种榜样的示范作用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对许多政府工作人员产生了非常大的精神和心理上的影响,坚定了他们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增强了他们的责任意识。

(4)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道德修养。 道德和责任发生直接的关系,道德高的政府工作人员,其社会责任感要比道德低的政府工作人员要高。道德高尚,他能够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不会随意推脱自己的责任,当然也不容易造成“责任分散”。而道德低的政府工作人员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往往容易出现“责任分散”。 依法行政和科学行政都是和行政人员的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道德的支撑,依法行政和科学行政就会变成一句空洞的口号。

当然,我们注重行政个体的心理因素的时候,制度因素的作用也不能忽视,比如需要建立和完善一个科学的、有弹性的评价机制,建立和完善责任追究机制等等。只有在行政个体的心理层面和制度层面上双管齐下,才能真正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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